随着医美行业的迅猛发展 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也逐渐增加

来源:健康报 发布:2021-10-28 16:47:04

随着经济水的提升、思想观念的开放,以“医美”“微整形”等方式求美的人不断增多,医疗美容行业疯狂的扩张也使得行业乱象丛生。以北京市为例,600余家医疗美容机构一半位于朝阳区。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白皮书(2016年-2020年)》,披露了5年受理的医疗美容纠纷案件。

容貌焦虑,更趋低龄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郑林发现了一个新现象:5年来,医疗美容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而且申请调解的委托人年龄也越来越小。“有的年龄比我孩子都小。”郑林叹了口气。

2020年,18岁的何青(化名)想在上大学之前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过去,同班同学会因为何青眼睛小而给她起各种绰号。在脸上动刀需要多大勇气?怎么才算美?这些问题开始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里。何青所能想到的就是先变成双眼皮,这样看起来眼睛会变大。

何青变美的渴望和急迫,最终换来父母的妥协和怜爱。在朋友的推荐下,何青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医疗美容机构。“除了双眼皮,你的鼻子应该再垫高一点,看起来更偏欧美风格。”在何青告知自己想做双眼皮手术后,该机构的“咨询师”端详了一下何青的脸说道。“咨询师”一边解释一边给出手术方案。

何青虽然很心动,但手里只有一笔和家里商量好的手术款。看到何青有些犹豫,“咨询师”为她指出了出路——小额贷款,也就是所谓的医美贷。医美机构与某些金融公司合作,求美者和医美机构签订协议后,手术费用直接由金融公司支付给医美机构,而求美者则背上贷款,定期返还给金融公司。“只需要提交姓名和别就行,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都不用提供。”“咨询师”告诉她。

钱的问题解决了,手术如期进行。但术后何青的鼻子一直处于红肿的状态,她还认为只是普通的发炎,而医美机构检查后的答复则是排异反应,需要将鼻假体取出。无奈之下,何青只能接受了医美机构的建议,将鼻假体取出。但鼻子看起来有些歪。

何青为此找到了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郑林告诉记者,经过调解协商,最后该医美机构赔偿了何青2万元,并增加后期修复的服务。“但贷款还是要还。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身为家长,我对这样的事也十分气愤。”郑林说。

在医美消费日趋低龄化的同时,为医美消费背上医美贷的年轻女孩数量庞大,不理智的医美消费现象正在蔓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白皮书(2016年-2020年)》显示,5年间审结的医疗美容纠纷案件中,涉诉美容就医者主要是青年女,其中年龄在18周岁以上不满40周岁的有149件,占比为76.4%。这与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中反映的用户中81.2%为20岁~40岁的女用户数据基本契合。

竞争不止,野蛮生长

为什么非要去做医美?有的人答案刺痛人的神经——“丑怕了”。有的人答案简单直接——很划算,美容后的收益远大于所花费的钱额。“美貌比其他优点更容易决定一个人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与择偶的潜力。”国外一位社会学家一语道破。

林告诉记者,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委托人去做医美的原因。“其实无可厚非,在没有长时间了解接触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外貌。人在改善容貌之后,自信心会提升,求职、婚恋、社交等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一些流量明星一味地想着以容貌博取更多流量,再用流量快速兑现财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负面影响。此外,传播渠道的多元,放大了整形成功带来的效果。

需求不断刺激着医美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已超越巴西,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美容服务市场,占全球医疗美容服务市场13.5%的市场份额。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分析指出,2019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达到1769亿元,中国医美用户约为1367.2万人。

那有多少正规资质的机构和从业者?上述《白皮书》显示,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机构约13000家,而合法合规开展医美项目的机构仅占行业的12%。此外,市场需求与人才缺口存在矛盾。2019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实际从业医师数量为38343名,专科医师缺口巨大。

“从整形、微整形到医疗美容,我这个年龄段的整形医生正好经历着医疗美容的发展历程。”巫文云说。他1988年成为一名公立三甲医院烧伤整形科医生,1992年赴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进修。“当时,国内整形美容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修复畸形和功能恢复,比如疤痕修复、烧伤植皮。那时候还没有假体,如果想做个鼻子,要买一块硅胶,先切成块,然后雕刻成型。”巫文云介绍,随着社会经济水的提高,国内整形技术不断发展,加上民营医疗机构市场扩大,尤其是2000年之后,激光技术、注射手段等医美技术发展迅猛。巫文云也自己创业,成为北京一家医疗美容机构的业务院长。

有业内人士指出,双眼皮、隆胸等原本公立医院认为不入流的手术,反而成了新的效益增长引擎。同时,公立医院看到了医美市场,于是也在拓展相关业务。

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疗美容机构没有品牌积累,加上以营利为目的,需要开拓客源,为了更好地生存会选择各种手段。

“即使在合法的医美机构内,依然存在违规超范围的手术操作。”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所长李炬介绍,目前医美机构开展手术的目录仍然沿用的是2009年卫生部颁布的《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根据手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医疗意外和风险大小,美容外科手术分为四级。相对应的,开展各级手术项目的场所也有严格的限制,比如需要配置急救室等。一些原本只能进行难度不高的一级、二级手术的诊所或门诊部会趋利,违规开展高级别手术。

《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白皮书(2016年-2020年)》指出,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当前医疗美容机构多为民营机构,宣传营销是其获取客户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为达到目的,部分医疗美容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另外,部分医疗美容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规范意识淡薄,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在营利目的的驱使下,合规与风险在逐利与效率面前形同虚设。

美与不美,众口不一

“随着医美行业的迅猛发展,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也逐渐增加。”巫文云说。

《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白皮书(2016年-2020年)》显示,5年来,医疗美容民事纠纷呈微幅上升态势。美容就医者主张的损害后果主要有两种:一是医疗美容未造成身体损伤,但因美容服务或效果不满意导致心理不适;二是医疗美容造成身体器质损害。在5年来审结的195件医疗美容纠纷案件中,第一类案件有113件,约占57.9%;第二类案件为82件,约占42.1%。“明显存在医疗事故的案例,相对容易鉴定。但求美者对术后结果不满的问题,调解起来确实棘手。”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张兰珠坦言。

“美与不美,本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与个人的审美认知、爱好等因素有关,没有科学标准来判定。”退休前,张兰珠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而今,作为调解员的她更多的是充当医患双方的润滑剂,情理法都要考虑在内,不断消除医患双方结下的“疙瘩”。

“你看术前、术后的照片,肉眼所见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张兰珠拿着两张照片指给记者看。这是一名73岁的男,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板,因为经常谈生意,不想让人觉得自己那么老,2019年到某医学整形机构做切除眼睑手术。术后,该男子自觉两边眼睑不太对称,而且有些闭合不严。负责手术的医生答复是正常现象,建议按压几个月再看效果。但几个月之后,效果并不明显,于是该男子找到了北京医调委进行协调。

张兰珠接到这个案例后,按照调解流程,先收集医患双方的材料,递交给医调委专家组,由专家组给出评估意见。从医调委专家组的评估意见看,医生的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不当和遗漏的情况发生,包括麻醉、手术、术后医嘱,不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行为。张兰珠介绍,该男子相对理,也听从了专家的意见,接受了无责的评估意见。

“每个求美者都希望手术成功,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但求美者并没有充分了解医疗美容的特殊。”张兰珠说,医疗美容的纠纷发生率远较其他临床科室高,其客观原因在于其特殊,手术成功的标准具有相对。任何两个美容者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美也没有统一标准,社会大众、整形医师和求美者三者的审美观很难处于同一频道。“此外,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不仅存在手术效果的不确定,还可能出现损害和心理问题,所以求美者在术前一定要充分了解,慎重选择。”张兰珠表示。

医美纠纷,源头治理

医美效果鉴定难,似乎成了共问题。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年发布的《2015年—2019年医疗美容纠纷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也指出,医疗美容与传统医疗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医疗效果目前尚缺乏统一、细化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在实际情况中,就诊者往往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是因术后不良反应起诉。而医美效果多是主观评价,没有客观损害证据,难以从医疗损害责任角度评判医方是否对就诊者构成医疗损害。

有观点认为,求美者因为对美的追求才进行医疗美容,如果医疗美容未达到其预期效果,势必会影响美容就医者的正常生活,因此应当将美容效果不理想作为认定损害后果的考量因素。

巫文云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表示,每个人对效果的理解不同,以双眼皮为例,医生不可能做到绝对对称,即便用标尺测量出一样的宽度,在缝合时提拉的松紧力度相同,但两边恢复程度也难以保持一致。再者,即使复刻出相同的鼻子,但放在原来的脸上也不一定合适。“实际上,医疗美容仍然是医疗行为,而医疗天生就具有局限。求美者将医疗行为当成一种快消方式,认为花了钱就一定要达到想象中的样子。纠纷由此而来。”巫文云说。

“过去,在医院里出现纠纷,都由医务科来解决。现在,自己出来开医院,所有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从咨询到治疗结束,全程都要把控。民营医疗机构更怕出现纠纷,影响声誉。”巫文云从业多年来养成了一个惯,在面诊求美者时,他都会站到1米之外,查看自然光打在求美者脸上的状态,从而了解影响美观的因素。为此,他至少要面诊3次。“术前充分沟通,是减少纠纷很重要的措施。而目前,大部分医美机构的沟通是以‘咨询师’为主导,医生成了手术匠,只在手术室见求美者一面,这样能沟通好吗?”

“其实,医美机构更应该落实主体责任,从源头避免纠纷的发生。”李炬说,一方面,要完善监管体系,形成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当前,医疗美容行业的监管主体多元,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等,监管职责各自不同。因此,应当建立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常态联络机制,搭建信息对接台,减少监管盲区。另一方面,定期选择典型案例曝光,促进医疗机构自觉守法,提升医疗美容服务质量和规范化。

“目前,医疗卫生行业组织众多,在学术交流、创新技术推广等方面积极作为,但引领行业自律的作用还有待发挥。”李炬坦言,医疗美容行业组织应当建立调解台,借助行业协会自身的专业优势,对有争议的医美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予以判断,提出处理建议,推动涉医疗美容纠纷化解在源头。此外,一些司法鉴定机构反映缺乏临床技术规范指南,导致对部分医疗美容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难以判断。可通过行业协会推动地区医疗美容专家库建立,协助出台并细化行业标准。

“行业的快速扩张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随着监管力量的加强和行业的规范,乱象会像潮水般退去。”李炬对医美行业的未来抱有乐观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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