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岗位缩减 部分年轻人“干干就撤”

教培、互联网、房地产行业大量岗位的缩减，叠加2021年和2020年因疫情因素应届身份被保留两届的毕业生，都让处于求职主力的年轻群体压力倍增。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半就业”。

大量岗位缩减

部分年轻人“干干就撤”

2021年12月28日，临近新年前夕，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通辽市，一间60平方米出租屋内，刚吃过晚饭的王明宇正歪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和“战友”打着《使命召唤》，刚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女朋友在一旁追着近期爆火的悬疑古装剧《风起洛阳》。自从进入冬季，两个人一直蜗居在这个舒适的“小窝”中，除了偶尔买菜需要走出家门外，剩下大部分时间里女朋友都在专心备战考研，作为男主人的王明宇则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劳动——买菜、做饭、洗衣服，偶尔懒惰的时候二人也会连着三四天点外卖改善一下口味。

之所以没有出过家门，原因是因为王明宇和他的女朋友都没有工作。在这个并不是二人出生和大学毕业的城市，他们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年之内通过送外卖、兼职房屋中介等灵活用工的方式集中工作三四个月，积攒一两万块钱“躺平”一段时间，直到入不敷出再出去找工作。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是王明宇主动的选择。2019年，刚刚从呼和浩特市一所双非一本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他马不停蹄地来到通辽。除了扛不住一线城市内卷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能够离父母更近一些。

但几次面试受挫，他很快发现在这里想找一份稳定且高薪的工作基本不可能。“稳定就意味着薪金低廉;高薪就要求学历、经验和能力”，王明宇说道。

在寻找工作期间，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曾向王明宇抛出过橄榄枝，可是2000元的月工资，朝九晚五且试用期工资八折兑付的条件，作为非本地人的他还不够交纳日常租金、解决吃饭、通勤等费用。在工作两个月后，王明宇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过后，靠着父母的资助王明宇狠狠地玩了半年。但等他再次萌发寻找工作的念头时，疫情来了，王明宇发现连这样一份工作也很难找到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尽管从全国就业统计数据中，1~11月给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但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仍比全国城镇失业率高出近三倍。

严格来说，现阶段选择主动“躺平”的王明宇很难被归结于这一年龄段失业统计中。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统一标准，失业人口需要满足没工作、主动找工作和能工作三个条件。但与之相对的是，王明宇也曾经历过大半年找工作的煎熬期，直到其后选择换一种舒服的方式“躺平”。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对记者表示，从整个就业市场的招聘端来看的话，2021年四个季度的企业招聘需求均高于2020年同期，即使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也呈现了先低后高的走势，总体而言是不错的。

“变化主要出现在求职端，今年(2021年)四季度求职人数呈现反超的状态，不仅高于去年，也高于前年同期。目前来看，一些行业的调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往吸纳大量就业的教培、互联网、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导致人才重新流入求职市场。”

在李强看来，2021年秋招期间，应届生的招聘需求与往年相比略显疲软态势，求职人数却在持续扩张。大量岗位的缩减，叠加2021年和2020年因疫情因素应届身份被保留两届的毕业生，都让这批处于主力的年轻群体压力倍增。

可以解决短期生存

但难以提升技能

2020年，张小艾以应届生身份入职一家头部教培机构做辅导老师，试用期即获得了8000元的月收入，转正后还能上涨20%。

谁料，2021年7月“双减”政策下发后，仅工作一年的张小艾的大厂梦就落幕了。

事实上，从2021年5月开始她已经感到寒潮袭来，最初的征兆是公司停止外部渠道招聘，辞退试用期工作的员工，到后期一批一批和她熟悉的同事相继离开，苦熬到8月，连赔偿都没有的张小艾被公司通知辞退了。

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离开的时候张小艾只带走了一个承载她一年日用品的单薄纸箱和水杯。

结束短暂教培生涯，张小艾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新的工作机会。但张小艾发现，同行业溢出的求职人数已经填满了她所熟悉且能做的各个领域。

智联招聘一份《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了这样的图景，教培行业7月发布职位数比“双减”政策发布前的3月下降32.4%。其中，7月一线城市教培业发布职位数比3月减少了38.2%，高于其他城市等级，北京降幅达49.3%，居全国首位。

失业的张小艾，起初几天会焦虑到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方面实在不好意思再朝家里伸手要钱，另一方面实在想不通自己每天勤恳上班，有时甚至加班到很晚，怎么会说辞退就被辞退?”

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会不自觉地用手机刷着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也会在想不通的时候去豆瓣、知乎寻找失业的同盟军。

渐渐地，张小艾不再过分担心。“反正年轻总是有机会，大不了回家复读一年准备考公、考研。”

失业焦虑最严重的时候，王明宇想过干脆回老家跟父母一样放牧养牛。在他的老家即使养牛、种玉米一年也能有20万的年收入。

但碍于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以及自己受不了种地、养牛的脏和累，王明宇最终找到用灵活用工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租房和温饱问题。

王明宇开始跑外卖，慢慢发展到兼职成为房屋中介、银行信贷员。“在这里基本是熟人圈子，三个行业的时间都灵活”，最高的时候三份工作的收入累加起来能让王明宇达到8000元的月收入。

王明宇的收入得益于灵活用工在四五线城市的崛起。这种用工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群体。集中工作一段时间再“躺平”，在自由和收入之间寻求一个看似完满的平衡点。

李强表示，灵活用工能够促进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目前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灵活用工的方式工作。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每天只要工作几个小时也能拿到不错的工资时，肯定会偏向不愿与同一家企业进行深度绑定。这样既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用小部分的时间去工作，让人在有一定的保障基础下，不需要为工作这件事情浪费太多精力和时间。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全国灵活用工人数高达9867.4万，劳动者数量已接近1亿人。

李强指出，灵活用工并非没有负面效应。从企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企业招聘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第二，如果劳动者只从事一些重复类工种的话，很可能有一天会被机器替代。第三，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简单重复的工作对技能提升没有帮助，也将面临在职场上失去竞争力。

“灵活用工可以解决一部分短期生存问题，可是过了五六年以后，求职者技能没有任何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获得专业能力的他们，更谈不上个人职业路径发展。如果再遇到行业性变化，对他们的未来也会是一个隐忧。所以，在鼓励发展灵活用工的基础上也有赖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和企业对他们的技能进行持续地提升”，李强说道。

新经济时代

需要新的教培体系

在李强看来，除疫情、行业调整等因素影响之外，就业难主要源自岗位需求和大学生能力期望结构性错配。“新一代青年对于好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仅仅只是想要一份工作的话他们可以随时找到，但他想要一份他满意、愿意做的工作的话，却不是一件简单事。”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地域的错配。我们看到青年群体其实求职更向往发达城市。比如，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区域，这些区域都被叫做人才聚集区，求职竞争的压力就会非常激烈，企业在选人的时候标准要求也很高。但像无锡这样有非常多活跃市场主体，但高校资源相对较少导致人才储备不足的城市，不得不去周边地方寻找人才。”

“第三，就是企业性质的错配，根据我们的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来看的话，国企是现在毕业生的首选，作为就业市场主体的民营企业却很难招到人。”

李强指出，最后才是职业的错配。技术和研发这些核心岗位的竞争力高，高端人才的缺口其实非常大，所以理工科的毕业生在就业上会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行政、文秘等这些岗位存量人才本来就非常巨大，但因为这是前些年大家愿意学的方向，人才存量大，竞争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激烈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表示，既不在校也不在业的青年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王广州认为，这一阶段失业率走高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找工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匹配的过程，这个阶段总会有一个波动的过程。我们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更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校是教授了学生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却缺乏技能培训。学生进入社会没有技能，很难被赋予很高的为人力资本价值。而且即便是传授技能也很难做到马上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这之间是有个时间差的”，王广州说道。

针对未来就业形势，李强建议：“第一，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投入一些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公共岗位对冲周期性因素影响。比如在社区医院高校这些基层机构设置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员、社区健康助理、科研助理和养老相关的公共岗位，并持续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些领域里面，形成有效可持续的就业机制。”“第二，建立政企联合的大众培养体系。目前新经济效果已经越来越显著，但是新经济的大学生后教育体系及培养体系还未形成，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体系建立起来缓解结构性因素。”“最后是招聘平台。鼓励大家多发挥一些平台的优势，比如目前在智联有大量的云端双选会、宣讲会，可以帮助青年人群更好更快地提升求职效率;也可以通过测评类的产品，看看自己是否符合一些基本的素质能力模型”，李强说道。(文中王明宇、张小艾系化名)(据经济观察报)